卢梭式的知识分子，不明市场经济

作者：五木

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在写上一篇文章“卢梭式的公意，经不起推敲”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卢梭之所以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主张个人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付给政府，由政府来主导一切，主要是因为他不懂市场经济，也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千百年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中，一个人为了生存或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无论是从职业还是日常生活所需品的交换上，都离不开与市场的交换。而且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交换关系越来越脱离自给自足的性质，交换关系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这样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自主自立和高度的契约协作，怎么可能把这些权利和行为都托付给政府呢？

所以每一个个人向政府托付什么，保留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有一点卢梭是正确的，那就是托付给政府的这种关系一定是互相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而不是统治阶级利用暴力的单方面统治。

可惜的是如果不懂市场经济，不懂市场所揭示和倡导的、人与人之间广泛深入的平等合作关系，即分工和交易关系，那么卢梭所建立的公意或公权，一方面在理论上产生偏差、难以自恰，在实践上也可能导向专制和计划经济，尤其是当公意或公权在行使中不受限制时。他所藉以标榜的至高无上的公意和公益，也只能是脱离现实和良性实践的乌托邦幻想，成为折腾社会的大运动。

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也应该是横向平等的良性竞争，任何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和欺诈行为，都不符合市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法治要求。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反之市场经济要良性发展也必须践行法治。

关于这样一个关系，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对比法国与英国的发展道路之不同，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广泛影响社会的启蒙运动者本身就不懂市场经济，都偏向于重农主义，或者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英国很快改变了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他们就会过度夸大政府权力的作用，把许多本属于个人在市场中应该运用的权利，通通交付于政府，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明确的站在权力的一边。即使没有站在当政的权力一边，他们往往也只是站在贫民和流民的一边，或鼓励他们通过造反、起义来武装夺权，之后最终所关心的还是权力还是大行政。

在抨击富人的时候，一概无视或否定守法和正常致富的广大企业家。虽然他们的理论对于改善贫民的生活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他们无视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隐形、普遍的公益作用。既然看不见，也就不可能去鼓励每一个人，通过市场去自立、勤劳、智慧地分工合作，来改善生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主张扩大行政权力，通过反市场的强大措施企图实现他们所谓的美好乌托邦。

无独有偶，德国启蒙运动也类似地喜好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庞大体系的构建，轻视经验和生活中的实际行为规则研究。例如黑格尔，在他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没有论及市场经济的正面意义，以及对一般分散知识的重视。

黑格尔的逻辑理论中，总念“普遍性”统摄“特殊性”与“个别性”，与卢梭的“公意”绝对临加于“个意”之上，是极其相似的，很容易被排他的威权主义服务。黑格尔的理论对马克思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启蒙运动具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他们的理论不得不让你去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内心首先企图制造一种理论上的制高点，从一开始就否定和排斥普通人的分散型知识和智慧，千方百计去制造一种全能主义的本体论，而且总希望一劳永逸地设计出全部的路径，而不是让每一个人自主的去选择他的人生道路。他们把自己视为全能、权威的理论发明者，甚至把试图扮演“国师”的角色。

这种冲动可能也有相当的普遍性。理论研究者一方面从中获取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制造各种威权崇拜，它不仅产生负面影响，更是一种自负、偏执与变相的投机，应该深深为戒。

德国后来走向严重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有这一类理论的背景。“法西斯”一词的原意就是一捆树杆，也就是集束的树杆之力量高于单根，就是压制个人权利和民间式市场经济，夸大政府行政权力和作用，其结果有目共睹，就是在短期快速赶超之后走向了国家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侵略。

对内和对外对灾难，都是反个人权利和市场正义的结果。

卢梭的生活开支主要靠财主和大人物的救济，马克思的日常生活后来也主要靠恩格斯的救济，十八年间总额达三千多英镑，大约合三万多银元，数额十分巨大，因为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一座王府宅子也只需八千多银元。当然，这使他在良心上饱受“折磨和绝望”。

而恩格斯作为纺织企业的富二代，一方面满腹牢骚，万分不情愿的对待自己的本职管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他认为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公子哥式消费，还用来救济马克思，接济所参与的工人运动，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不能不引起更进一步的反思：这不是一方面在享受着市场经济的好处，同时又在咒骂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们，而且也是在骂他老爹和骂他自己，即所谓的吃着锅里的又想砸锅吗？

应该明白市场经济理论不是一门可有可无、可知可不知的“专业”，也不是只有研究经济学的人，才应该去研究的。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理论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都必然涉及到的一种分工和协作关系，它告诉我们为了弥补个人单独生存的不足和缺陷，并不一定要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手段。

市场经济理论提倡的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行为准则和可能：

广阔的平等契约关系，可以充分发挥了每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尊重每一个人的分散性知识和智慧，培养每一个人的横向协作能力，也大大降低财政需求，节省国家的行政开支，避免因为过度行政干预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遗憾的是，不仅卢梭和黑格尔不懂市场经济，就是五四前后我们国家的那些启蒙者，大多也不懂市场经济。例如被当今许多人推崇为最后圣人的梁漱溟，在论及商业和商人时，所用的贬挞词汇极其严厉和苛刻。

其结果就是，我们的五四运动所传播和启蒙的，只有赛先生和德先生，并没有劳先生（法治）和马先生（市场），也就是只有两位先生，而不是更完整和基本的四位先生。

启蒙没有完成时，一代又一代被启蒙的人后来慢慢成长为启蒙别人的启蒙者。每一代人在高举启蒙的亮灯，去试图照耀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高举的这个大灯本身——这灯的光源，可能会出问题，必须时常检修、纠错、更新。

启蒙无止境。（全文完）

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在人文社会问题上，不懂财富生产逻辑的学者和政客，总是用善良的意图将世界拖入共同贫穷的灾难。

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越是需要一位深谙经济学思维与真实世界运营逻辑的思想家与他卓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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